社会创新

Published on November 20th, 2012 | by Hele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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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资本主义2012 – 对话马修·比索普

原文:Philanthrocapitalism 2012 – A Conversation with Matthew Bishop
译者:李颖生( Helen Li )


Helen Li   注:“友成”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译丛引进出版了《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如何拯救世界》这本书。很多读者应该已经读过本书,所以对下文访谈中比索普的观点应该不会陌生;新一代的慈善资本主义还在演化中,所以看看比索普在成书4年后回顾这几年的变化,还是很有启发的。

下面这篇访谈篇幅较长,简单梳理一下:
  • 在比索普看来,慈善资本主义在2方面强于传统的基金会慈善:1)敢于承担风险 2)乐于从错误中学习。
  • 自2008年成书至今,慈善资本主义几个方面发生了变化:1)对平民慈善运动和组织的资助促进了民主化  2)企业开始更多的把慈善纳入商业战略,并利用社会化媒体帮助实现其社会目标  3)政府和非营利部门对慈善资本主义的认同增加  4)慈善资本家/富人们通过影响政策来实现社会变革 5)华尔街慈善模式受到越来越的质疑;
  • 2个典型的成功案例:1)盖茨基金会调动跨界各方力量,在抗击疟疾问题上取得显著进展  2)Nike在南非享有比政府更高的信誉,出头做HIV预防广告
  • 但慈善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存在很多争议,或者说不确定性,焦点之一还是原书中提到的社会契约问题;另一个焦点就是富人参与社会运动对政治、对社会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 比索普在最后提到“社会影响力债券”有巨大发展潜力,但需要标准化。
慈善资本主义在美国也引起了很多争议,反对的意见包括慈善资本家常常采用商业领域里“速成”“量化”的心态,而这些并不总适用于社会领域的问题等。同时,2位作者在书中极力宣扬华尔街的“慈善资本主义”创新,而成书不久,华尔街的巨头们和他们的高调慈善一起轰然坍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这一点,比索普在采访中也没有回避。2011年12月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就这一话题组织了一次辩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 Point-Counterpoint: Philanthro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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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比索普是《经济学人》杂志社纽约分社的主编,也是《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如何拯救世界》一书的共同作者。在加入《经济学人》之前,他在伦敦商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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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索普和另一位作者Michael Green把慈善资本主义描述为“行善的一种新方式,模仿资本主义世界里商业运作的方法。企业家们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开支票,他们想要现身操作,投入时间和精力,让创想规模化。” 他们认为,在宏观层面上,慈善资本主义解释了“资本主义本身也可以是慈善的,可以服务于人类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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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访谈于2012年6月马德里进行,马修在Club F,向来自欧洲、亚洲和美洲的慈善家们做了一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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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你2008年完成《慈善资本主义》至今,在这个后危机时代,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
答:即使没有发生危机,四年里也会发生很多变化,因为这一代的慈善资本主义运动还很新。企业家们刚进入慈善领域时,常常会犯很多错误,所以有大量的学习和演化。危机加速了这个变化。当富足感逐渐被匮乏感所替代时,大家开始更加关注”如何让我们的金钱实现最大的影响?“。有的甚至退出或减少了慈善行为。一些人损失了大量财富,开始意识到”世事真是动荡莫测啊“。我认为我们书中所写的大部分人,仍然在继续着他们的慈善行为,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问一些更尖锐的问题,开始在考虑某些组织/机构优先次序的这类问题上,做一些困难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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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认为慈善资本家会比传统行善者更可能从错误中学习吗?
答:是的。首先,这些创造了财富的人,会更乐于承担风险,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钱。我觉得对于基金会的运作人而言,如果他们自己不是财富的创造者,他们会更难承担风险。其次,我认为很多慈善资本家都是创业家。如果你是在美国成长起来的创业家,失败几次几乎是成长的必经过程,而且你通常会很乐意谈论这些失败。而这在慈善界比较少见。基金会嘴上说他们的慈善是勇于承担风险和敢于失败,但实际上,他们谈论错误和失败的热情远不及创业家们。这一点很令人遗憾,因为在过去25年间,如此多的公司之所以如此高效,原因之一就是透明度,以及能够从失败中学习的程度。而慈善还是让人感觉很不透明,很不愿意坦率谈论其尝试和失败。(慈善里) 有很多“重复发明轮子”的情形,以及重复失败的情形,而新创想很难得到应有的资助,因为资金还痛苦地陷在那些早就该抽出来的陈旧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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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2012年还有什么变化
答:政府和非营利部门的资金危机让我们更加需要慈善资本家。这些部门与慈善资本家合作的意愿增强了,对慈善资本家想法的认同也增多了,而他们曾经是非常抵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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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在书末,我们长篇累牍的讨论”社会契约会走向何方?“ 我们希望让慈善资本家认识这个现实,如果他们真的想在解决社会问题上起到积极作用,他们必须和人们建立共识。现在看来这方面的努力在增加,其结果之一就是(富人)对类似KIVA,Donors Choose, Charity Water这类平民慈善项目的资助,这些资助把富人和我们这些其他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带到了一个新高度。这些团体更积极的参与政策倡导和社区营造,让普通人能获得反馈,而且看到他们的钱到哪儿去了,而以前只有那些更有钱的人才能通过他们的关系才能获得这样的反馈。所以,慈善也出现了一些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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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由于华尔街和富人们在危机中的主要作用,我们也感觉到,书中曾经被奉为模范的一些华尔街慈善,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了。譬如高盛吧,书中我们曾高度评价他们的慈善文化。在过去5年里,高盛发起了”巾帼圆梦“ 计划,以及一个大型的企业捐赠基金会。而现在,更重要的是对其资金的合法性的质疑。现在有一个基本的问题,类似高盛这样的机构,他们所实现的社会目的,是否真的被我们所认同。 慈善资本家们,尤其是来自金融界的慈善家们,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关于社会契约的争论,关于社会对富人的期望的争论。慈善还合适吗?能在规模上和有效程度上重新满足人们的期望,并令人对这个制度重拾信心吗?我觉得,相对与5年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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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你有看到什么亮点吗?
答:在盖茨基金会领导的疟疾抗击中,我看到很多的积极变化。这是基于慈善资本主义原则的第一次全球性运动。它调动了各方的力量—从教会、美孚石油之类的大公司、非洲政府、类似ONE的平民运动组织,到世界银行、基金会,而且已经大幅降低了疟疾死亡率。这是对[慈善资本主义]这个模式的证明。我们开始看到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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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可口可乐、联合利华这样的大型公司,对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了更好的理解。当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寻求发展时,开始有更大的动力,驱使他们采用合理方式取得进展,把支持当地发展作为企业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把它推给企业基金会。企业慈善也不仅仅只是一堆扔出去的钞票,它们开始更多的植根于企业的运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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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过去你曾哀叹企业慈善缺乏连续性。这一点有改变吗?
答:从前,当一个新的CEO上任,他们常常会采用新战略,换新的广告公司。现在,虽然还没有完全改变,但是我认为企业越来越认识到他们得把这些工作纳入到长期商业战略中。坚持现有实践(而不随CEO更替而改弦更张)对大家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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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公司近来因为其劳工实践引起关注,是很有意思也很积极的一个发展。在过去20年里,供应链问题已经驱使很多公司尽全力寻求最有效的解决。譬如NIke、The Gap和NGO的合作。但这条路走下去还很长。既然Apple已经被抛上浪尖,而其品牌对它又如此重要,它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典型,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但考虑到品牌风险,我觉得它大量从善的可能性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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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变化的领域是社会化媒体日益增长的影响。企业开始更了解如何发动大规模的运动来实现社会变革、解决社会问题。虽然现在为时尚早,但无论是阿拉伯之春、Kony视频,虽然它也饱受诟病,还是KIVA,Donor’s Choose, Water, Avaaz, Purpose这类组织的兴起,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在演变,其结果是人们会感觉更自信更强大,而慈善资本家们通过资助这类活动而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虽然大家还没有真正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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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富人参与社会行动会产生怎样的政治后果,常常会引起更大的关注,无论是柯氏兄弟还是索罗斯,或者其他任何人。虽然现在还无法预知,如果眼光放远点,公众会怎样看待,而这些行为又是不是足够透明呢。慈善资本家们日益认识到他们的成功往往取决于其改变政策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这两者是一致的。所以,不仅仅是商业会为追求狭隘的私利,对政治施加影响,即使有时候甚至是有违公众意愿的;而慈善家们也日益涉足该领域(试图影响政策)。他们的行为常常显得理由充分,但也有被卷入政治争议的风险。目前,政府和非营利部门的公众信任度似乎高于商业、新闻媒体和政治家,但如果他们越来越多的卷入政治争端,这又会如何呢?这样会最终令人对他们的合法性产生疑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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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比尔·盖茨最近在西班牙鼓励政府维持国际援助支出。比尔·盖茨这样的人,会起到怎样的杠杆化影响呢?
答:他显然很有地位。人们会听他的。他可以接触到任何他想见的人。但是这种接触是有代价的。类似英国的大卫·卡梅隆这样的政治家,他们坚持了其援助承诺,受到了盖茨的赞扬。这个也许有点政治价值。但是另一方面,意大利政府因为不再继续提供援助资金而受到盖茨批评,我倒不认为贝卢斯科尼是因为这个下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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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所为反映了一个现实,即使像盖茨基金会这样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型基金会,如果不能获取政府资金支持,也无法在一个问题上取得实质的进步。盖茨也不得不搅进政治的浑水中,而这样做的风险是很大的,因为你不得不在批评或表扬某个政府之间踩钢丝,得小心这些评论(影响)有一天有可能会回过来困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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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谈到Nike的一个HIV预防运动比政府行为来得更有效。这是怎么回事呢?
答:南非政府找到Nike,说,在这个问题上,你们的公众信誉比我们更好,你们可以投放一些宣传广告吗?Nike果然做得很棒。当前在世界任何地方,政府的信任度都不高,而一些运行良好的公司(虽然有些公司受金融危机打击很大),尤其是一些消费者品牌,他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消费者建立紧密的信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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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几个月前,George Overholster说“社会影响力债券”有很大潜力引导政府资助更有效的项目,同时降低风险。我们在西班牙也在讨论这个事情。它(社会影响力债券)真的有价值吗?
答:”社会影响力债券“的影响有可能是改天换地的。把私营部门和公益部门的创造性引入政府核心,并且规避了常见的惰性,这是非常有前景的。而问题是所有的”社会影响力债券“都不同,需要标准化。但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是,不仅仅是英国,而且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其它一些地方也都出现了(社会影响力债券)。这是有真正潜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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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斐蓝赛咨询公司(波士顿)创始人;波士顿大学商学院公共及非营利管理方向MBA;职业经理人转入社会部门;Global Philanthropy Common 创立人
【专业余】个人发展,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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