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的遗产

作者： Christopher Levenick（《慈善》杂志主编）

译者：赖佐夫

约翰·D·洛克菲勒永远都不会忘记1855年9月26日。他之前的6周一直在找工作，有条不紊地奔走在克利夫兰的大街上，向一家又一家公司推销自己。那天是周三的早上，当时16岁的洛克菲勒踱进了Hewitt and Tuttle的办公室，这家公司是一家代销商兼农产品装运，距凯霍加河（Cuyahoga）也就一个街区，它们需要一个新的记账员。简短的面试后，Isaac Hewitt便告诉他：“我们给你一个机会。”

此后每年的9月26日，都被作为洛克菲勒的“就职日”而庆祝。他相信，这天是他的成年日，从这天开始，儿提时代的许多抱负可以开始起飞。还不只是如此，它还标志着洛克菲勒开始有能力为社会做贡献——首先是赚钱，继后是捐钱。如果我们把时间视野放长点，甚至可以说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在这天启动了。

在他开始这第一份正式工作几天后，洛克菲勒决定对自己个人事务上采用严明的会计记账。他用10美分买了一本红皮笔记本，他给它起名“总账A”。在里面，他记录了自己的每笔开销。这是他最为珍惜的物品之一。五十年后，当他在第五大街浸礼会教堂教授的圣经课上分享此物，依然激动满怀，声咽语噎。这可是很少有的待遇，此物通常是深锁在保险箱中，一般人难睹其真容。

“总账A”反映了这一节俭而充满良知的年轻人的辛劳。他微薄薪水的一半多用于食宿，极少的服装费用，最低限度的食物支出，个人娱乐消费几乎为零。但有一项他一直没有省去的，就是他的慈善捐赠。洛克菲勒在后来回忆道：“那会我每日只能赚1美元，我仍会捐出5美分、10美分或25美分。”

他早期捐赠的金额不算大，而且一般都流向与浸信会相关的事业：五点布道团（Five Points mission）、捐助社（the Mite society）、国外布道使团（foreign missions），或者直接救济“教堂的一个穷女人”等。随他的收入增加，慈善捐赠也不断增多。在1857年，他总共捐了28.37美元。两年之后，他捐赠了72.22美元，其中包括买下一位辛辛那提黑人的妻子，然后解放她。。在内战期间，洛克菲勒更是扩大了捐赠范围，譬如天主教堂的孤儿、无宗教色彩的职业技术学校和伊利诺伊州的瑞典布道使团。到1865年，他的年捐赠额超过了1000美元。

洛克菲勒的悲悯

洛克菲勒从没有放弃慈善的习惯。在其事业开始迅速上升时，他喜欢独自低调地行善。根据传记作家Ron Chernow的记载，即使是在教堂礼拜时，“他的眼睛也是在屋中四处筛选他的慈善救助对象。他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信封，塞进一些钱，在上面写上教友的名字，然后在握手道别时悄悄地塞到他们手中。”

在内战后的头些年，洛克菲勒倾向支持宗教事业，但他的慈善也没有特别的关注点。他试图公平考虑所有请求。在早餐时间，他习惯和家人做感恩祷告，然后和家人一起讨论慈善请求，要求他的孩子们进一步调查有意义的救济诉求。

接受其慷慨大度的受捐者的范围相当广。他支持曼哈顿包厘街的流浪者庇护所，支持当时的A. C. Bacone Indian 大学，就是现在的俄克拉荷马大学，和亚特兰大浸会神学女院（后改名Spelman大学，以洛克菲勒妻子的娘家姓命名）。他还资助了浸信会牧师和黑人巡回传教士的工作。

随着财富的增加，资助的请求也越来越多。到19世纪80年代，这些请求已经多得令人吃惊。他的一个密切合伙人回忆道：“在家里，在餐桌，在教会的过道，在上下班的途中，在工作时间，在任何地方，洛克菲勒先生都会面对急切的请求。”

在洛克菲勒50岁时，数十年的工作与慈善方面的劳累开始让他吃不消了。他开始抱怨慢性疲劳和消化困难。身材修长的他，体重开始下降，他也开始寻求肝病的治疗办法。1890年初，一场不明的疾病让他停止了工作数月。他的家人担心神经衰弱就快来了。

1891年，在医生的医嘱下，洛克菲勒在伊利湖附近的家庭避暑地休养了8个月。

随着健康逐渐恢复，他决定从主动管理个人事务中退出。年轻时，他为自己设立了两大目标：賺到10万美元，活到100岁。到50岁生日时，他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所拥有的财富是年轻时目标的1000多倍。他逐渐认识到，如果想要想实现第二个目标，那就必须得改变他从商和行善的方式。

他减少了去百老汇路2号的标准石油总部的次数。即使是在工作的日子，他仍然坚持下午打个盹。在家里，洛克菲勒也是过着平静、舒缓的日子。为了便于消化，他总是让热食物先冷却，然后下咽之前至少嚼上十次。到1897年，他彻底不去办公室了。两年后，他打了人生的第一次高尔夫球。

隐退中的洛克菲勒

从19世纪90年代到1937年去世之间，表面看来，洛克菲勒似乎从商业和慈善中全身而退了。他不再从标准石油公司领取薪酬，并雇了个38岁的助理——弗雷德里克· T· 盖茨来打理他的慈善捐赠，此人是美国浸教教育联合会的秘书长。许多传记作家认为洛克菲勒从慈善捐赠中脱身开来，全权委托盖茨，后来是其儿子洛克菲勒二世。他的副手们显然对其家族捐赠方向有极大的影响，但洛克菲勒本人实际有很大的控制权。

“无论是其商业还是慈善活动，”历史学家Waldemar Nielsen写道，洛克菲勒“总是专注、有条不紊, 而且非常果断。他是每项重大项目资金、受托人和关键运作人挑选的最后决策者。他是主角，其他人都只是代理；因此，公平地讲，（洛克菲勒产业和慈善）所有的成功都应该承认他的重要贡献。”事实上，洛克菲勒在退休后取得的成就也确实非凡。几乎他所有最重大的慈善成就都是在退休后实现的。

在19世纪80年代，洛克菲勒开始不断被投资建立一所国际赞誉的浸会大学的想法所吸引。他与教会代表一起，仔细权衡将学校建在纽约、芝加哥或华盛顿特区的优劣。1889年5月，洛克菲勒做出了首笔60万美元的赠款，这所大学随即被命名为芝加哥大学。

此后，芝加哥大学如闪电般快速发展。洛克菲勒原本希望从一个小型院校开始，然后慢慢建设成一所大学。他将这一项目委托给了34岁的圣经学者——William Rainey Harper，后者不动声色，却雄心勃勃。

Harper在1891年2月担任校长；18个月后，大学招收了第一批学生。Harper让芝加哥最著名的建筑家Henry Ives Cobb在2年内完成10个院系的建造。他在全球揽收英才任教，减少学者们的教学任务，提供更大的弹性和特别优厚的薪酬。第一批教职的120位教授，都在各自领域内声名显赫，其中8位还曾是大学校长。

2013-08-13-3pic

Harper的大手笔支出让洛克菲勒非常谨慎。（确实，这位石油巨人健康问题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资助一新学校所需的令人咂舌的资金成本。）到1910年12月，洛克菲勒向学校做出他最后一笔1000万美元的大额捐赠时，他向这所大学累积捐赠已达3500万美元之巨。而芝加哥大学很快就获得了显著成功，成立数年，它就成为世界最卓越的高等学府之一，这一荣誉维持至今。

洛克菲勒的下一个伟大慈善成就是在全新的医学研究领域。1897年，盖茨向洛克菲勒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建一所医院，里面实验室多过诊室，以研究疾病的成因和治疗方法。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成立于1888年）和柏林的科赫研究所（成立于1891年）有类似的使命，但当时的很多美国人却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一建议遭致了医学界的怀疑”，传记作家Ron Chernow写道：“付钱让人去做白日梦，还指望他们带来有用的发现，太轻率，甚至太堂吉诃德了。”

洛克菲勒对这一建议思琢了数年。1901年6月，他最终同意资助成立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RIMR）。他刻意严格控制项目，只肯为头十年的运作捐赠20万美元。在Simon Flexner的领导下，研究所很快组建了一支杰出研究者组成的团队，并很快取得了胜利。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成立没几年，Hideyo Noguchi就梅毒菌进行了突破性研究，Peyton Rous证实了癌症的病毒性原因，Flexner本人则开发出了治理脑膜炎的新血清。

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是开启生物医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力量。洛克菲勒很快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不断加强支持，最终贡献了6000万美元。以他一贯的作风，他只造访过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一次，还是在他儿子的坚持下勉强去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1965年起改名为洛克菲勒大学）促进了许多生命科学领域内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工作。（可参见“Rockefeller’s Other Pipeline”一文）当美国政府在1950年开始系统支持基础研究时，国家科学基金会就仿效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医学研究所的模式。

洛克菲勒慈善基金会

在儿子的催促下，洛克菲勒下一步的重大努力是改善前南部邦联州的健康、教育和福利。这些州大多遭受了内战的摧毁。1902年2月，洛克菲勒资助了普通教育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 ，GEB）1百万美元。该委员会的最初使命是促进教育事业，但很快它的工作扩大到了农业改进和公共卫生。到1964年它的最后一笔拨款时，普通教育委员会总共分配了1.8亿美元。

洛克菲勒二世一开始想将该机构命名为“黑人教育委员会”，并将资金严格限于美国黑人。在项目遭到南部政治家的干涉后，他决定关注面向所有学生的公共教育，帮助当地社区为中学进行规划、人员配备和筹款（同时，洛克菲勒父子都以普通教育委员会为途径，向高等教育做大额捐赠。他们向全国的大学院校捐赠了4200万美元）。根据一项估计，普通教育委员会在美国南部800多所高中的创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洛克菲勒知道，要想这些中学持续发展，那就得确保有一大批具有经济活力的纳税人。随着公共教育系统的改善——至少对白人学生来说——普通教育委员会开始着力向农民传授现代农业方法。他们和农业部密切合作，向数十万农民传授如何让农作物增产。由于农业项目的成功，1909年，普通教育委员会开始了另外一项公众意识运动。洛克菲勒卫生委员会开始明确引导灭除钩形虫，这是一种让个人身体衰弱、阻碍经济发展的寄生虫。在五年的资助期间，委员会极大地就提高了防止钩形虫相关疾病的公众意识，并治疗了50万人。

1913年，洛克菲勒捐资3500万美元，建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次年又捐赠了6500万美元。此时，他作为一个细密周到的捐赠者已经60年了，身后也有许多巨大的慈善成就。基金会代表一种制度化的新篇章。从一开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使命就很宏大：“促进全人类的福祉”。此前多年，标准石油就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跨国公司，洛克菲勒认为基金会也应该类似这样是全球性的。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第一个项目是扩大卫生委员会的范围，将公共卫生运动带到海外。它成立了国际卫生委员会，领导了大量的海外公共卫生工作——首先是灭除钩形虫，之后是疟疾、斑疹伤寒、猩红热和肺结核。那些实地工作都是研究项目与教育项目配对并行，最显著的是建立了许多公共卫生的研究生院。从1918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始，20多年来，基金会花费了2500万美元在全球21个城市建立了公共卫生学院，从多伦多到东京，从斯德哥尔摩到圣保罗。

基金会的战略在战胜黄热病中取得了最显著的胜利。数十年来，基金会坚持抗击称为“西半球的恐惧”的黄热病。从1914年开始，基金会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法：在消灭蚊子的同时开发疫苗。在洛克菲勒去世的前两年，一位基金会支持的名叫Max Theiler的免疫学家（之后是诺贝尔奖得主）公布了黄热病的疫苗。

在很短的时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医学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一努力起源于普通教育委员会时期，在盖茨读到一份Abraham Flexner（是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负责人Simon Flexner的兄弟）关于美国人医学教育的严重不足的研究报告之后，他敦促洛克菲勒采取行动。先是通过普通教育委员会，后来通过基金会，所有承诺事实课程和医疗设施现代化的医学院，都能获得洛克菲勒的支持。这些捐赠累计7800万美元。

在这些成功之外，基金会在中国开办了第一所医学院。1917年，开办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将西医引入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很快成立了海外医学教育项目，在比利时、巴西、法国、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国家资助医学院。洛克菲勒身后留下诸多矛盾，其中一个便是，他的父亲是个江湖郎中，而他本人却成了人类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和生物医学研究的最大捐赠者。

机会

在基金会创始人健在的25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启动了其他许多著名的项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租用自己船队向饱受战争之苦的比利时、塞尔维亚和阿美尼亚运送了超过2200万美元的救济援助。20世纪2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了雅典集市的考古挖掘；在20世纪30年代，帮助从纳粹德国撤运了300多名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洛克菲勒差一点就活到100岁。距离98岁生日仅有六周时，他去世了。他的后代延续着他的慈善捐赠，他的资源仍被用于促进人类福祉。但这些他创建的机构，却再也未能经历洛克菲勒在世时那样蓬勃而绚烂的成就。

所有的慈善行为都是洛克菲勒终身习惯的一小部分。在他生命的97年间，洛克菲勒捐赠了约5.4亿美元。从许多方面，他是历史上白手起家最富有的人。他同样也可以说是全人类最有成就的慈善家。这一切，洛克菲勒都会追溯到1855年9月底的星期三，他走进离凯霍加河不远的默温大街一间办公室求职，一位老人决定：“我们将给你一次机会。”

原文刊载：《慈善》杂志 2013冬季刊

[break]

本文采用“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 中国大陆”共享协议。

请参阅版权说明。网络及微信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