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十周年庆特刊（六）：重塑美国公共教育政策

来源：Reshaping U.S. Public Education Policy, by Stanley N. Katz,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pring 2013

译者：徐鑫

25年前，若被问及主要基金会对教育政策的态度，我的回答会是：一点不奇怪，它们支持教育领域内最佳院校（尤其是斯坦福和哈佛）的学术专家们有关K-12（幼儿园-高中）的改革构想。当然，有许多构想在流传，但“热门”构想很大程度上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系统改革论”，即认为：我们目前的改进还只是零敲碎打，我们需要拿出总体策略来提高整个公共教育系统。

这个运动基本上是学院专家、全国K-12领域的领导组织与大型基金会的合作。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所有大型基金会（包括洛克菲勒、福特、皮尤、麦克阿瑟及大西洋）均设置了专门负责学校教育政策的高级项目官员和独立项目。一些项目官员，比如皮尤的Bob Schwartz，更是成为了国家政策制定的领导者，与地方（也包括联邦，但较少）教育官员们公开合作，如各州教育官员委员会和全国州长协会。然而，由于无法成功实施，“系统性”运动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前浪。也在那时，绝大多数传统大型基金会抛弃了专门的教育项目，开始当前的战略性慈善的探索，以寻求获得更快更显著的成果。

如果把这种发展置于19世纪末最早期的慈善基金会的发展背景下，那是相当有趣的。现代基金会慈善事业其实起源于一批基金会改善南方所谓“黑人”教育的兴趣，主要是斯莱特基金、琼斯基金，以及后来加入的朱利叶斯·罗森瓦尔德（Julius Rosenwald）、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Sr.）和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他们在美国最落后的地区，建造学校和培训教师，帮助被排斥于基本公共教育系统之外的黑人孩童。这些改善教育的努力促使慈善家开始考虑，为改善社会其他领域，他们通过慈善投资还能再做些什么。

然而，随着新基金会不断涌现，慈善家们遇到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冲突。1915年沃尔什委员会联邦听证会称，慈善家正欲以其敛聚的不义之财来颠覆公共政策的民主制定。于是，在接下来的50年内，基金会在公开支持社会政策方面显得相当谨慎。直至60年代中期，福特基金会通过支持纽约州海山布朗士威尔（Ocean Hill-Brownsville）段学区自制，大胆表达了对教育政策激进的公众立场。国会再次采取敌对的态度，而这次，大型基金会回到对国内社会政策惯有的谨慎，开始支持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缩头缩脑的改革。

以上便是最新一批大型基金会全新的、高调的努力推行他们自己的协同改革的背后的故事。这批基金会的领头羊包括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艾利及艾德思布罗德基金会（the Eli and Edythe Broad Foundation）以及沃尔顿家族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对于公共教育的缺陷及需要采取的纠正措施有很鲜明的观点。他们支持特许学校、高风险测试和跨州共同核心课程标准，他们希望防范教师工会对“发展”产生的阻碍作用。同时，这些基金会还以有趣、有效率的方式协调它们的项目。

整个加起来，尤其是盖茨基金会那几乎无限的资金，这些基金会有着非常可观数量的资金用于投资，并且，他们已经能通过对多年致力于K-12改革议程的美国教育部长 Arne Duncan产生影响，使其资源产生杠杆效应。当Duncan还是美国芝加哥公立学校首席执行官时，他获得了来自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同时，他还雇用盖茨基金会前任高级教育管理人员进驻联邦机构。因此，如今我们看到的是联邦资金（譬如“力争上游”项目，Race to the Top）和基金会K-12构想的整合。

这种联盟代表了新慈善对联邦教育政策的影响力，这也是第一次我们可以说，我们真正拥有了一个针对K-12教育的联邦政策。基金会们公开表达他们的目标。他们与联邦、州及地方教育机构的联系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过。他们正吸引较小基金会的支持，使其自身的巨大投资实现倍增。他们在创造新的公私合作基础设施（特许学校，校长学院），他们也令教师工会完全处于守势。

即便我认为这些新的大型基金会的教育政策是合理的，我仍然会觉得公共教育状况令人不安。但我并不认为它们是合理的。我觉得当前慈善资本试图影响联邦政策时所表现的厚颜、傲慢以及无视公共决策，其对民主的危害不亚于100年前对于早期基金会的猛烈批斗。